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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当代史的科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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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3 17:01:56 |显示全部楼层
评论刘慈欣的《三体》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可以选择的角度太多。反复思量过后挑了这个角度,在我看来,写一部好的科幻小说,或者一部适合评论家们的科幻小说都不是难事,但是当作家的心思并不是用在这些上面,而是捎带着完成了这两件事的时候,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容易看出,刘慈欣在《三体》中表现出来的野心很大,不仅是试图将自己的作品序列进行系统化整理和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更重要的是试图给出一些达到“科幻”这个语词内涵之中的尝试。这些尝试的可贵之处勇气可嘉,以至于《三体》作为一部小说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不足以稍稍削弱这种尝试中闪耀着的光芒。

作为一部小说的《三体》,并不是一部足够好的作品。这种镜框式的叙事结构在这部小说中,镜框反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于叶文洁经历的插叙事实上并不适合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便是其结构上最大的败笔。此外,刘慈欣作品一贯疲弱无力的人物塑造,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与《球状闪电》类似,刘慈欣在《三体》中选择的叙事人是汪淼,而这个叙事人仅仅提供了一双眼睛——一个视点,在叙事中的作用并不比一个RPG游戏的主角更重要,这个视角无疑是精心选择的,因为刘慈欣的本意,从来都不是要塑造人物,因为他的科幻构思太过宏大,留给人物的地方本来就不多。然而这个视角事实上也存在问题,部分章节,尤其是插叙章节,明显可以看出视角转换的不流畅。在另一方面,小说中采用的文本拼贴的写作方式,运用的还不够纯熟,无疑“三体”游戏的有关章节和红岸基地解密文件的章节中,这种拼贴的方式是十分有趣和有效的,然而其他章节并未能很好地将这种手法统一。

然而这些都不是大的问题。或许这是一种症候,刘慈欣作为经历文革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成员,势必会陷入某些知识界共同的书写-表达的困境之中。在关于自我认知和知识分子社会角色选择的表达中,刘慈欣选择的是一种比较真诚的态度,某种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科学界的知识分子——至少叶文洁和汪淼的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倾向,虽然他们的思考都十分之朴素。然而同时伴有的认同和书写的困境,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写作中视角-身份的迷失。这便涉及到《三体》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文本传达出来的某些微妙的东西。2006年,文革40周年,中国科幻界三巨头“何慈康”中的两人都发表了涉及文革的重要作品(另一部是王晋康的《蚁生》),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事实上,在中国科幻新生代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中国科幻小说已然逐渐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科幻小说本来的面貌。而《三体》和《蚁生》作为在操作上比较成功的案例,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终于看到了科幻小说对于“当代史书写”这一充满陷阱和荆棘的领域的回应。

还是说《三体》之中的文革叙述。正如戴锦华所言,文革之后,合法的文革叙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也未能另辟蹊径。文革叙述不仅仅是一个颇具噱头的时代图景,也是情节的结构性动力——叶文洁做出回应外星文明决定的核心心理动因。文革中的遭遇使她彻底地对人类文明失望,从而以这种超乎寻常的背叛——事实上也是被指认为“他者”之后试图寻找认同——来完成她的反抗和复仇。文革被描述为一场灾难,并且,在伊文思的经历中,刘慈欣将这种灾难扩展为人类工业文明带来的灾难。在刘慈欣看来,文革的灾难尚且容易理解,而工业文明的灾难是隐秘的,是只有精英知识分子——叶文洁和伊文思等人才能意识到的源于人性的灾难。于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选择抛弃“愚昧无知”的大众,仰仗于一个外星文明可能,仅仅是可能,带来的毁灭或救赎。这似乎是“他们”眼中对重重危机之中人类文明唯一有效的解决方式。然而刘慈欣并未对这一点的合法性做过多的道德评判(而事实上这里确实是一个展开和深入主题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也是所谓“宇宙道德”的探讨),并且在此后的行文中,似乎也并不认同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决定。在结尾处,刘慈欣给出的“拯救者”是史强这个粗俗的警官,给出的“想象性的解决”却是“杀不尽的虫子”,是那些精英知识分子之外的力量。这一点非常有趣,刘慈欣在知识分子认同上的摇摆不定彰显无疑。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科幻小说。刘慈欣虽然试图给出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描述——从文革到新时期,然而他有意或无意地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滑脱开去,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设为当下正在行进的时代,从而绕开了当代史中许多不仅仅是科幻小说无法处理的问题。在另一个方面,三体文明所遭遇的危机,与地球文明事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毁灭性的——比如文革之于中国或工业文明之于地球。三体文明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做出的回应则是抛弃这个世界。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三体文明的危机,看似是源于外部,实则也是如地球文明的危机一样,包含在其内部。虽然有人试图指出这一点,但是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们终归选择了侵略(嗯,怎么有点像日本?)。于是地球文明有了明确的一个“他者”,于是在小说中,一种超越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局面开始出现,“人类”这个词开始在恒星文明的尺度上开始成立。与插叙部分明确的冷战格局相对照便十分有趣。刘慈欣并未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表述,在《三体》中,这些问题都是天然存在的,文革的原因被归于人性之恶,工业文明之危机被归于人性之贪婪,与之对照的三体文明之危机被归于无法抵御的恶劣环境,然而至少在文革的书写之中,中国社会如何进入后文革时代的过程不见踪迹,文革“自然”地发生而“自然”地结束,甚至不构成一种能够解决自身文明危机的能力——当然也不能给予叶文洁任何信心,而事实上能令叶文洁更加绝望的中国后文革时期的更大更严峻的问题也只是在她与伊文思的谈话中露出了冰山一角,而且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角。后冷战的世界,也仅仅是因为外星文明的入侵而实现了“和解”。这种书写方式未免太过简单和片面,或者太过理想主义。毕竟当代史书写尚有许多禁区,并且,对于一部科幻小说,我们似乎不能要求太多。

然而这种尝试仍然是十分勇敢的,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一种文革和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的描述,虽然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极为朴素或者幼稚的描述,然而至少他的思考是在人类文明的层面上进行的。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或许也会给出这样那样的精妙理论,然而科幻小说家所要做的,只是稍稍前进一步,当这种文明的危机遭遇到一种仅仅是在虚构中出现的解决方式的时候,当抱有朴素理想的几个人,或者一些人,有权选择人类命运的时候,这种对可能性的探讨,本身就具有某些思想方法上的意义。

至于《三体》之中所谓宗教,在我看来仍然脱不开基督教的影子。三体组织融合了红卫兵、纳粹军国主义和恐怖组织的特征,而无论是降临派和拯救派,事实上都是基督教之末日审判的一个科幻版的表达。在科幻小说家那里,超越这个世界的维度之外的,都是神/上帝。于是神的存在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类理解的状态。这便回归到所谓“科幻的本源”或者“科幻的语境”的问题。在夏笳关于中国科幻的论述中,由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独特认知方式和哲学观念,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关于末日/救赎这一科幻母题/本源的“语境缺失”。在《三体》中,这一概念以一种与中国当代史结合/缠绕的方式出现,将这一母题嵌入中国“现实”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

应该看到,《三体》事实上仍然是一篇关于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故事新编”,仍然如好莱坞科幻片一般,展示了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技术细节,设置了较为有效的悬念,并给出了一个充满光明的结局。毕竟科幻小说终归是大众文化产品,它必须给受众带来视觉快感和精神抚慰。当然好莱坞科幻片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太过追求视觉冲击力而忽视其他,刘慈欣小说中的宏大想象力具有同样的问题。所幸刘慈欣仍然是唯美的,或者如吴岩所言“新古典主义”的,《三体》干净利落地逃脱了灾难片常见的爱情故事的俗套,却在当代史书写的尝试中陷落。然而科幻文本又始终是一面镜子,如爱丽丝之镜,在“另一个世界”中寻找自我的历史和生存状态,也如风月宝鉴一般,照出一个可能性的未来和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科幻”之内涵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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