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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梁思成却不识湘人刘敦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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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3 08:59:36 |显示全部楼层

(1938年,刘敦桢一家五口自新宁经越南赴昆明,图为赴越南护照照片。)

(1937年冬天于湖南新宁刘家老宅,最左边靠柱子蹲着的男孩即是刘叙杰。)

北梁南刘。今天看一代建筑学家、湖南新宁人刘敦桢的文集,那一张张手绘图精美得让人以为他是美术家。他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耗时七年,前后八稿,手绘图竟也无数次返工。昏暗的油灯下,铅笔、钢笔仔细地刻画着每一根线条,每一条纹饰,甚至每一块砖瓦。从抗战期间西南的茅屋,散发着湿臭的小镇旅舍,到1949年后大学的职工宿舍、办公室。生命如此延续、消耗,这,本身也是生命。

他修复的天心阁于“文夕大火”中焚毁,只有今湖南大学的物理实验楼是他留给湖南的唯一礼物。

2012年,刘敦桢诞辰115周年。讲述他的一生,不知是否错误。本是精美的手绘图,却成了一个线条。

电话那头,南京的刘叙杰(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湖南人不了解刘敦桢表示遗憾,甚至对记者当时还没看过《刘敦桢全集》也有“不满”。

他说,知道梁思成的人,就应该多了解刘敦桢。

青年时代: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他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

1897年,刘敦桢出生于湖南新宁,那是一个靠近广西的偏僻小县。

1913年,在他16岁时,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或为革命奔走,或到保定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科学救国——这是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学机械,后来改投建筑,而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

刘叙杰对父亲早年的讲述,来自于他母亲陈敬在世时的回忆。据刘叙杰说,年轻时身体羸弱的刘敦桢,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爱好锻炼的习惯保持到1922年回国后,在任教于南京时,他经常于周末乘夜班火车到上海,第二天看球、踢球,晚上再返回南京。

从1925年至1930年之间,刘敦桢往返于长沙和苏州、南京之间,任教于湖南大学、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在长沙,他设计了湖南大学第二院教学楼(今物理系实验楼)和天心阁城楼。那时的长沙市政府,刚刚将天心阁辟为公园,重修城楼,并增加两翼附楼,这一工程即由刘敦桢设计。

这时的他,专注于建筑设计,带着青年的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后来去中国营造学社,转向纯粹的建筑历史和古建筑研究,这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称为“那是他的人生走向另一个辉煌的开始”。

就在刘敦桢任教湖南时,经人介绍结识了当时在此读书的学生陈敬,他们于1930年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时尚”的结婚:新郎长袍马褂,新娘西式婚纱,对长辈鞠躬而不是叩头。

婚后不久,他们回南京,一年后,刘叙杰在那出生。

“父亲一生唯一的两次流泪,一次是祖父去世,一次是小妹夭折”

刘敦桢1930年加入的营造学社,其实是一个由朱启钤(北洋政府官员、实业家)私人发起成立的当时唯一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团体。也是这位朱启钤,首先以“北梁南刘”并称。

“在北京,我们后来租住了一个五重院落的大宅院,维持了一个小家庭的中上层生活水平。但父亲的书房是孩子们的禁区,孩子们吃饭时有自己的小桌椅,睡觉也与大人分开。父亲不是外出考察就是在营造学社,除了在某些假日和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外,很少见到他。”在刘叙杰的记忆里,童年时对于父亲的印象,是淡薄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刘敦桢与梁思成,“北梁南刘”带着家人,在中国守军撤退后方始撤离,因为没人料到再次返家会是十年之后,走时只带了随身衣物,那一切书籍文稿,从此消失。

他们从北平乘火车往天津,中国人与日本侨民、军人都在一列车上。日本人欢呼,而中国人沉默无言,刘叙杰回忆,“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收敛起自己的淘气,不敢乱说乱动”。

在从天津大沽口乘船,经烟台到青岛登岸后,他们再次转乘火车到长沙。但因为一次空袭中梁思成一家险遭不测,又全体西行,梁思成先行,刘敦桢一家乘汽车从长沙到邵阳,再乘小木船到新宁。作为孩子的刘叙杰,因那河上可以看到纤夫,听见他们拉船的号子,有白天里看不尽的绿水青山与近村远树,夜晚停舟后的闪烁渔火,他说“这生活似如梦幻”,“但父亲总是坐在船里看书”。

虽于抗战,乡间生活也是宁静的。后来刘敦桢夫妇曾多次计议在年迈时返乡,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山村颐养天年,可不仅没能实现,这次短暂回乡,也成为最后一次。

次年春,他们一家经广西绕道越南至昆明。1940年秋因日军占领越南,昆明似又成了前线,只好再次避难于川南宜宾的小镇李庄。1943年迁居重庆沙坪坝,刘敦桢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央大学。

西南抗战时期的生活,艰苦到不仅变卖衣物,连工作必不可少的《辞源》也忍痛割爱,刘叙杰说,“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真是一个极为可悲的讽刺”。

刘叙杰看见父亲一生唯一的两次流泪,就是在这段岁月里。“一次是在昆明,父亲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而无法回家奔丧,一次是在重庆,小妹叙彤患脑炎无法医治,不幸夭折”。

1938年云南西北部考察,护送他们的士兵都是实弹警戒,如临大敌

自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刘敦桢多数时间在华北考察古建筑;抗战后在西南的3年营造学社生涯里,除1939年、1940年的两个春夏季节外,常年奔波于西南山水间。

1933年秋,刘敦桢以平汉铁路为中心,调查华北铁路沿线的古建筑:定县的北齐石柱、易县清代帝陵,各种阁楼、寺庙、民居。他们会在山野道中露宿,庙中暂避,遇到大雨,无处可躲,就照常在山里行走;那时河北的沙尘天气,已是剧烈,有时“自顶至踵”,全被沙尘遮蔽;小县城的旅馆臭气熏人,昼夜不能寐……

能赶上秋高气爽的天气,是他们十分高兴的事情。在今天留下的描述风光的日记里,他也不经意间刻画着建筑,乡间板筑的土垣,远近的林木,让他觉得“沉着可爱”;丘岗、平野、松林中,夕阳照在碑亭丹壁上。农历九月,在河北定兴县,秋天的华北原野,野草尽黄,枫林尽红,让这位学者“顿忘行役之苦”。

沿途偶见的一些惨景又让他顿生凄凉:1937年,登封县歉收,人们以树皮、观音粉充饥;作为定窑的产地,当时的河北定县已因兵祸而衰落,县城内居然有麦田。

西南的考察,集中在云南、西川两地。

1938年考察云南西北部,那里群山错杂,尚是不安定之地,护送他们的士兵,都是实弹警戒,如临大敌。乡间皆为妇女劳作,她们“体格强健、姿态自然”,这种原始的状态令刘敦桢“羡慕无已”。

西南时期的刘敦桢,已不似青年时的身体强健,考察途中时有支气管炎复发,终夜未眠、不能出行的情形。此时,他便于寓所内读当地县志或族谱。

1939年8月-1940年2月,考察四川、西康是为时最长的一次。

他们从昆明郊外出发,经贵州入川。在重庆,晚上十一点半,闻空袭警报,一行人出门躲避,“徘徊月下,以消长夜”。凌晨4时警报解除,返回旅馆,以待天明。如此夜半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间躲避空袭,已是常态。

每一张手绘图都要多次返工,以至于助手们“不可能没有怨言”

1949年后,刘敦桢因为肺支气管肿大,最终辞去本科教学职务,而只带助手与研究生。编《苏州古典园林》和《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和助手都要完成大量的钢笔手绘图,以专业眼光看,刘叙杰认为这些图“构图与表现技巧都达上层”。每一次绘制都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而其中又要大量返工,因此,刘叙杰猜测,那些助手们“对多次返工不可能没有怨言”。

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批判刘敦桢的人,都找不到好的理由。因为他既没当过旧官僚,也不是资产阶级,更没什么贪污腐化和生活品质问题,至于出生封建家庭,他则在13岁时就已离家。后来只能拿他的《苏州古典园林》挑毛病,说那是为“封建腐朽阶级张目”。

无端的攻击加上癌症的折磨,使他在1968年默默辞世。1979年,在平反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公墓。

声音

“在一个没有建筑文化氛围的国家,建筑师是不可能走进公众视野的”

柳肃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建筑界自来以“北梁南刘”齐名,但刘的名气却远低于梁。梁思成的出名,一是因为古都北京的保护,一是因为他妻子,“才女”林徽因。不然,梁恐怕也会像刘敦桢等建筑学家一样默默无闻。

这种默默无闻和我们的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建筑审美文化有关。建筑的两个要素,简单地说:好用,好看。我们的建筑学多数在工科,普通民众也认为它是纯技术,只盯住了“好用”,而忘记了“好看”,没有将其当艺术看待;而当今频频上马的各种造型奇特的建筑,在建筑学家看来,并不属于“好看”的范畴,而是庸俗的代表。真正的好看,如现代建筑“包豪斯”的几何线条,虽然简单,却是流畅与优美的代表。

国外,建筑师与画家、音乐家一样,有他的艺术地位。新的建筑出来,要有建筑评论家在电视、杂志等媒体上进行评论,就像影评一样,以此来推动大众审美水平。一个具有良好建筑文化的国度,需要有三个群体:建筑师,推出作品;建筑评论家,评价新的建筑;民众,欣赏或评价建筑。而我们国家,远没有这个建筑文化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建筑师是不可能走进公众视野的。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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